很多观点认为，2016年应该是中国经济下滑到底的一年，产能过剩的话题这几年也一直在讲。在中国没有完全开放农产品市场的条件下，以国内的粮食生产为主来保证国内的需求，如果粮食在短期内连续增产，就会出现过剩。1990年代出现过粮食四连增，曾经导致库存费用过高、财政补贴、银行占压等一系列宏观问题。

进入新世纪，我们开始强调“三农”问题、加强农业投入，2014年已超过11300亿元，2015年进一步增长，大概每年有10％的增长率。客观来看，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和补贴都非常大。但我们必须看到，国内农产品的生产成本的“地板价”（最低价）在国际价格的“天花板”（最高价）之上，这种倒置的结构很难持续。所以，由于长期的粮食过剩，无法再增加库存，从2016年开始要减少补贴，包括粮食补贴、化肥补贴、农药补贴等。这样就会产生连锁反应，粮食生产者的积极性很难保证，农资生产企业也会受到不利影响。

“去工业化”趋势的加剧及中国农业困境的成因

纵观中国和世界经济，从2009年全球危机以来都出现了“去工业化”趋势，也就是国内说的工业出现了下行趋势。连带一个在农业上突出的表现就是，那些用工业化的模式改造农业的企业，目前的处境都不太好。

国际经验看，西方应对“去工业化”问题的策略是“代价转移”，就是向国外转移国内的经济矛盾。比如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进入金融时代的国家，从生产过剩转变为生产短缺和金融过剩，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矛盾，维持自己的旧秩序。

那么，我们面临的同样是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这全球三大资本的过剩问题；但却不能对国外转嫁成本，于是就在“三农”领域形成派生的问题。这三大资本过剩共同导致了农民收入低、食品质量不安全、信用缺失、监管失效、食品浪费与贫困人群饥饿并存等问题。

农业产业化与不可逆的四大经济规律

中国农业的现状是：一方面作为东亚原住民国家不实行“东亚模式”，而试图效仿美国的大农场模式，我们是原住民的小农经济，客观条件不允许我们去跟殖民地条件下的大农场竞争。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在农业政策领域以及企业战略上就会犯根本性错误。农业现代化发展到现在，我们遭遇到的农业产业化问题是不可逆的四大经济规律。

一是“要素再定价”规律使农业的基本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等）现在已被其它产业定价了，不能再按照农业去定价，这就是现代农业的困境所在，农业产业化就失败在支付不起要素价格。

二是根据“资本深化”规律可知：农业产业化内涵性地体现着“资本增密排斥劳动”、同步带动农业物化成本不断增加。

三是根据“市场失灵”＋“政府失灵”规律可知：政府招商引资和企业追求资本收益的体制下的农业经营，都会造成“双重负外部性”——不仅带来水土资源污染和环境破坏，也带来食品质量安全问题。

四是根据“比较制度优势”规律可知：农业企业走出去遭遇很多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经验在话语权和制度建构权等软实力领域目前尚难以占据比较优势，很多企业原始积累阶段形成的企业文化不适应国际市场上更多强调“社会企业”的主流趋势，必然遭遇尴尬。

出路：中国的农业如何从1．0向4．0演进

因殖民化产生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在殖民化条件下才能将农业作为第一产业，这种农业1．0版现代化的作用，主要通过土地规模化获取更多绝对地租，借以形成剩余价值，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

2．0版农业现代化意味着用工业的生产方式改造农业，也叫做设施化农业、工厂化农业。中国现在则是农业产业化，虽然二产化可以拉长产业链，产生收益，但是，农业劳动力的收入并不同步增长，又对资源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现在农业造成的面源污染大大超过工业和城市，是面源污染贡献率最高的领域。

农业3．0是我们多年来提倡的综合性农协为载体的农业三产化，因为三产收益一般都高于二产。近年来甚至还有人借鉴日本提出的“农业六次产业”。早在2006年的“一号文件”中就强调了农业的多功能性，提出第三产业跟农业结合；2016年的一号文件则明确了农业要一、二、三产融合的指导思想。

农业4．0版是我们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提出的。一方面在手段上是要借助“互联网＋”，，使用互联网加本地化的题材、景观、本地化的标志、休闲旅游等。另一方面在理念上是社会化的、城乡合作的互动的、生态化的，实现市民与农民都能够广泛参与的“社会化生态农业”，。当代强调可持续发展，也应该是农业3．0与4．0构成有机结合的社会化生态农业体系。